个人简介：
朱大可，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、学者、小说及随笔作家。祖籍福建武平客家，1957年生于上海，现居上海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。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，悉尼大学亚洲研究学院访问学者。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曾是当时先锋文化的重要代言人。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、教授。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，著作甚丰。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，在中国文化界负有盛名。
中国是一个时间民族，它有的是用来等待的时间
诺奖仍然无法战胜自身语种的限定。它必须依赖少数外国语专家的趣味，这使它无法对小语种或第三世界文学做出正确判断。而它的内在游戏规则甚至损害了它对英语、德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和俄语文学的鉴定，以致至少有一半公认的文学大师与诺奖分离。
记者：与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品特相比，你怎么看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？
朱大可：品特是西欧中产阶级沙龙里的佐餐酒，点缀着平淡庸常的晚期资本主义生活。而帕慕克则面对着一个危机四伏的伊斯兰民族，并且要在迷宫里搜寻线索。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全部差异。
记者：你在《诺贝尔文学奖：一场斯德哥尔摩游戏》一文中认为，奖错过了卡夫卡、乔伊斯、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。你怎么看文学大师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关系，是否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？
朱大可：诺奖无疑是所有文学奖中最好的一种，但它仍然无法战胜自身语种的限定。它必须依赖少数外国语专家的趣味，这使它无法对小语种或第三世界文学做出正确判断。而它的内在游戏规则甚至损害了它对英语、德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和俄语文学的鉴定，以致至少有一半公认的文学大师与诺奖分离。诺奖的挫败，显示了文学奖的制度性缺陷。这是不可超越的哲学限定。似乎在巴比塔崩溃之后，人类已经丧失了交流最微妙的文学信息的权能。
记者：早在2001年，国内有几家出版社都出过名为“走向诺贝尔”的丛书。国人叫嚣“冲向诺贝尔”已多年，可是它带给大众的依然是失望。这个奖似乎成了国人的梦魇，它反复被谈论、被渴望得到，又反复被攻击。你认为这种“矛盾行为”背后，有着怎样的心理机制？部分人将对诺奖的攻击说成是“酸葡萄心理”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
朱大可：诺贝尔奖是中国作家世界性情结的象征。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在心智上属于区域性作家，但他们却坚持眺望斯德哥尔摩，等待来自那里的电话铃声。这是被提名幻觉所缠绕的一代，我理解他们的焦虑。但这种痛苦注定要延续到下个世纪，因为我看不到有谁能终结这种等待。自从高行健侥幸被游戏规则选中之后，中国作家就被低概率钉死在了耻辱柱上，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中国是一个时间民族，它有的是用来等待的时间。
大众和精英需要共赢
今天，知识精英的问题可能更加严重，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丧失独立人格，放弃基本的价值底线。大众对精英的失望，绝不是空穴来风。
记者：你怎么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？他们是那么水火不容吗？如果这两者是矛盾的，解决之道是什么？
朱大可：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原本是互补的，但目前却充满了尖锐的对抗。随着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，大众和精英的距离也日益遥远，整个社会充满了反对精英的仇恨。如果把社会看作一个人，那么全世界就会看到，中国的手脚开始痛殴自己的脑袋。这是多么奇怪的景象！解决的方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继续扩大中产阶级阵营，因为只有这个阶层的价值体系，才能调和精英和大众的分歧。
记者：你提出“修正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，扶植精英文化的健康成长”的主张来解决零年代的精神危机，请问你认为大众文化该怎样修正？精英文化该怎样扶植？它们该依靠的力量是什么？
朱大可：大众文化具有更大的本能性，它直接表达欲望，却往往跟文明发生冲突，所以需要精英加以引导和修正；同样，精英文化则因衰败而需要得到大众的扶植。大众和精英的共赢，才是这个民族的希望所在。
记者：在精英文化缺席的时代，是否因为大众的福利而牺牲作为少数的精英？精英文化是否天然就是正确而不畸形的方向？
朱大可：精英不是天然正确的，精英是严重分裂的，他们信奉各种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。其中可能只有少数几种比较符合大众的利益。今天，知识精英的问题可能更加严重，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丧失独立人格，放弃基本的价值底线。大众对精英的失望，绝不是空穴来风。
说“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”是记者的误报
主流作家的书写能力在退化，而互联网在进行了文学大普及的同时，也制造了大量文字垃圾。我们置身于一个超级垃圾场，并为垃圾的增值而感到无限欣慰，以为那就是文学的春天。但我曾经说过，那是市场的繁荣，不是文学的繁荣。
记者：去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“德国之声”采访时称“中国的当代文学是垃圾”请问你怎么看他这个观点？你觉得当代文学的现状如何？
朱大可：这个观点是中国某记者的错报，顾彬只说几个作家的作品是垃圾。因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中国文学走向垃圾化的态势日益严重。主流作家的书写能力在退化，而互联网在进行了文学大普及的同时，也制造了大量文字垃圾。我们置身于一个超级垃圾场，并为垃圾的增值而感到无限欣慰，以为那就是文学的春天。但我曾经说过，那是市场的繁荣，不是文学的繁荣。
记者：你怎么看待“纯文学”和“通俗文学”？你认为它们的边界该是什么？
朱大可：分清这两种文学是很容易的事情。我不妨在这里提供一套简化的标准：1.写作目标：它究竟是为文学本身的生长，还是为寻求市场的销量？2.写作状态：是极度的孤寂还是充满了世俗拥戴者？3.写作能力：它提供了原创性文本，抑或只是一种类型化的模仿？但这种标准只是理想化的设定，不能因此认为“纯文学”就是好的，而“通俗文学”就是坏的。日常阅读经验告诉我们，事情往往恰好相反。失败的“纯文学”俯拾皆是，而“通俗文学”却时而能贡献出一点杰作。
记者：你曾将退化中的中国文学的自救比喻成“扯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”式的谵妄，这似乎对当代文学判了死刑。可是在你去年新出的书《流氓的盛宴》里，你花了大篇幅来写文学。这固然跟你将文学视为研究文化现象的一个因素主张有关，但是否能说你对它还抱有期望？
朱大可：在文化框架里研究文学，跟在文学史框架里研究文学，是截然不同的。前者需要做广泛的意识形态解读，而后者却只是文学的“家内事”。我对文学本身仍然充满期待，因为博客书写将改善论坛书写的糙性，从而优化互联网写作的前景。在后文学时代，博客将提供碎片式书写的全新文本，它们将充满夸饰和反讽的后现代记号，由此为汉语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。另一方面，传统写作也将超越市场的焦虑，重新探寻“大文学”的伸展空间。实现这种转变只要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对汉语的极度热爱和尊敬。
爱它深切才会感到绝望
我是那种很蹩脚的修理工，至于你说的“名人”，我没有这样的自我意识。在教室里，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匠人而已。
记者：在你博客上看到过你写于2001年至2002年期间的诗作《妹妹（往事、梦想和灵魂的献辞）》。这组诗似乎写于你宣布“与文学离婚”之前，那么又如何在几年之后将它翻出，使它呈现在读者面前？
朱大可：跟文学离婚，主要是基于一种痛惜。你要知道，只有爱它深切，才会感到绝望。至于你说的诗歌，那是刚回国时做的语词练习。翻出来贴在博客上，无非是一场私人悼念活动。我目击了这个文体的衰败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借助自己的书写，缅怀那些光荣的岁月。
记者：作为一名批评家，你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颇负盛名；作为大学教授，一名教育工作者，能谈谈你的育人理想吗？你觉得应该让我们这代的年轻人了解一些什么？你怎么处理作为“名人”和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教师这两种身份关系？
朱大可：教书只是我的一个饭碗，但从中我能够获得一种乐趣。我们面对的是大批被做坏的产品。我的责任是在教室里对此加以修理，帮助他们找到基本的价值判断尺度，但我无法确认这种努力是否奏效。我是那种很蹩脚的修理工，至于你说的“名人”，我没有这样的自我意识。在教室里，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匠人而已。
